——凡是读过李自成的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明末“福禄宴”的残忍故事：当时李自成纠集农民军围攻洛阳，企图夺取洛阳城内福王府囤积的无数金银粮米。而洛阳的城墙和堡垒虽然十分坚固，守军却在战前就已经欠了半年的军饷，对身后的洛阳官府和福王朱常洵自然是怨声载道，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军心一时间极为不稳。
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如大明朝臣一遇到缺钱就想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阳文武也是自己一毛不拔，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爱国、慷慨解囊——先是洛阳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阳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阳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肥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进一只大鼎里共煮成肉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口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阳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阳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出钱，但在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子。再加上洛阳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阳的守城官兵当即就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阳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子刚刚到手，洛阳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阳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阳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子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子的事情，全体官兵早已知晓，都眼巴巴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是流寇兵临城下的要命关头，诸位上司们依然这般苛待自己，于是一起一落的巨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气得人人大骂，满肚子怨气。接着，各路守军还因为各营银两分配不均，而在城墙上为抢银子爆发内讧，乃至于动刀子死了人。李自成趁机挥师猛攻，守军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了……
——或许，那位福王朱常洵一开始之所以不肯出钱，恐怕就是因为知道以洛阳这帮昏官的作死秉性，即使给了他们再多的银两，即使刀子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也只会拿去中饱私囊，照样不肯花在战事之上吧！
不过，崇祯年间的大明公务员阶层，固然是充斥着无数的作死高手，但是再下面的缙绅土豪，其实也同样非常擅长以各种姿势来作死。比如同样在流寇横行河南的时候，有一次某个县城即将被农民军围攻，城中某缙绅预先得知风声，在城内囤积了不少粮食，预备在围城开始之后坐地起价，通过贩卖天价粮食来大赚一笔……谁知等到围城战开始之后，却被县令的一纸公文封了粮栈，把他的存粮都运到了衙门里去。
该缙绅闻讯，在气急败坏之下，居然趁着农民军攻城正急，县令被迫带上全部兵丁到城头应付战事的时候，悍然发动家丁纵火攻打县衙，企图夺回粮食。可当时守军本来就已经在农民军的强攻之下，左支右绌、摇摇欲坠，一看到背后火起，当即士气瓦解，兵溃城破……结果这位缙绅才从衙门里夺回粮食不到一个时辰，县城就落入农民军之手，他举家都被农民军杀尽，那些粮食自然也都被流寇头目给笑纳了……
由此可见，面对这样一帮从上到下都热衷于作死的朝臣和士绅，崇祯皇帝的处境该有多么悲催了。即使他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朝臣也未必会配合——别以为那帮节操无底线的文臣只会作死，不会弑君啊！
总的来说，崇祯年间的大明帝国统治阶层，上到内阁重臣，下到乡野缙绅，多半都是超一流的作死运动狂热爱好者，硬是把作死这种事情玩出了技巧、玩出了花样，一直玩到了匪夷所思、丧心病狂的超凡境界——否则也不会把偌大一个资源丰富、工商兴盛的超级大帝国，给一口气搞出这般扑街的悲惨命运。
当然，这固然是大明王朝的不幸，是中华百姓的浩劫，但也是各路野心家眼中的机会——遗憾的是，在这个被各路穿越者穿成了筛子的时空，企图争夺大明王朝遗产的竞争者，似乎实在是太多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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