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此严酷的阶级压迫之下，整个明末的中国社会早已变成了一个滋滋作响的火药桶，正确的对策要么是减轻民间负担，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要么是采取军人治国、铁血镇压的策略，一边在国内血腥弹压民众的反抗，一边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一个国家就算再怎么穷兵赎武，只要在对外战争之中不断取得胜利，人民的凝聚力就多少还会有一些，政权的支持率也会勉强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事实上，近代的日本财阀们同样也是自己穷奢极欲，却把苛捐杂税压到贫困百姓头上，逼得日本民不聊生，但好歹还知道要崇尚武力，依靠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往海外转移矛盾。然而，明末的东林党实在是史上有名的作死专业户，居然一边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活路。一边又极力打压武人地位，拼命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败坏军人名声，保持文贵武贱的格局——任何提高军人待遇，增加军队战斗力的提议，都会遭到东林党和整个地主缙绅阶级的疯狂打压，更不要说什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转嫁社会矛盾了。
连古罗马的奴隶主都知道要养一群彪悍的打手监工，才能驱使奴隶干活，偏偏东林党却拒绝承认这个道理。想象一下，如果二战时期的日军也跟明末的朝廷官军一样，军械弹药都被倒卖掉，士兵成批饿死在营地，步枪和火炮都是一开火就炸膛的垃圾，海军舰队都是一出海就沉的破烂，军人出征打仗需要一路打家劫舍来凑军粮，回国还要“享受”贱民待遇和各类歧视……那么估计就是张学良大少都能在东京阅兵了。
第三，对于明末士大夫之中出现的“西学热潮”，俞国振这个穿越者曾经抱有很高的期望，以为是“开眼看世界”的一种进步表现。结果等到他真的跟几个“明末基督徒”与“西学爱好者”一交谈，顿时大失所望——如果说清末的洋务派虽然问题颇多，好歹还有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意义和救国强国的朴素热情，那么明末中国出现的所谓“西学东渐”，当真就只是士大夫饱食无事之余的消遣玩物而已。
在清末的时候，面对着工业革命之后急速变化的世界，还有被炮弹打开国门的现实，一部分士大夫不得不勉强承认了西洋人的强大，开始了向他们的学习。而在明末的中国，西洋人在遥远的东方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东西方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拉开太多，明朝士大夫打心眼里就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先进之处
之所以在明末的时候，会出现西学流行的潮流，乃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权势都已经被瓜分完了，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那些缙绅大户的纨绔子弟靠着祖产就能不愁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然是热衷于功名和仕途，但也有很多人不是当官的料，于是就把精力放在各式各样的消遣上——那些比较传统的，自然是醉心诗词，一心想要成就文坛之名；那些比较放荡的，则整日流连花街柳巷，沉迷于温柔乡；那些爱好幻想的，则去修道炼丹、念经参禅，顺便买萝莉玩双修；最后一些喜好新潮的士大夫，才会去钻研各种西学、杂学。正如现代的富豪互相攀比豪宅、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和赛马；以及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处于鼎盛阶段的大英帝国，有不少无心仕途的另类英国贵族，把海外冒险作为自己的主业一样——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当冒险家对英国贵族来说是件时髦的事儿，很容易由此成为伦敦上流社交界的宠儿。
但正因为只是把这些西学看成个人兴趣和消遣，而不是什么真正有用的求官谋财、富国强兵之术，所以明末那些能够接受西学的士大夫，也普遍是“三分钟热度”，缺乏学以致用的热情和计划。虽然也有徐光启推广海外农作物，孙元化试验西法铸炮等事，但依然停留在个人行为的层面上，对社会的触动微乎其微。
最后，也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点在于，这些东林君子的思想多半顽固不化，拒绝任何变通——除非被刀子架在了脖颈上。否则的话，不管这些读书人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但至少在要求别人的方面，都只会死抱着程朱理学圣人之说不放（自己当然是基本不遵守的）。简而言之，一切不符合地主缙绅阶级利益最大化和传统观念的事物，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连看一看都不愿意，更别说学习和思考这些歪门邪道了。
在东林士子的几次聚会上，俞国振曾经试探着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对农庄进行资本主义化农场经营，以此来提高产量，不要为了省心而只把田地出租给佃户，对水利和育种不闻不问……还有发展多种特色经营等等，已经是尽量用利诱的办法，想要让他们对新知识感兴趣了。谁知却被东林党的众位官宦纨绔子弟极度鄙视，认为他粗鄙不文没见识，居然跟他们这些清贵的读书人说这等“下贱污浊之事”。甚至就连俞国振亲手操持淡水珍珠养殖的事情，居然也被冷嘲热讽，说他是自甘下贱、抢了下人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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