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明朝就是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作死王朝，整个国家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农户身上，养官养兵的一切耗费，从朝廷到地方官吏的私人好处也要从农户头上压榨，如此一层层压下来，百姓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他们的土地被不交税的士绅豪强吞并，能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还没有破产的农户就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徭役。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一边是国家无税可收，财政破产，一边是农户揭竿而起，烽火遍地。
在原本的历史上，由于南方各省好歹相对富庶一些，各路地主缙绅的家丁也比较给力，承受得起长期作战的消耗，再加上南方山峦起伏，道路坎坷，起义军难以长途机动作战，所以南方起义军的发展形势不如北方，虽然一直没有被彻底扑灭，但也被基本压制在避居深山、结寨自保的程度，没有掀起什么大浪。偶尔有闹得大的，也不过是千把人在城外武装游行一番，官兵一到，这些人就散了。
但在这个时空，因为黄石和熊文灿的连番斗法，福建省内大多数比较有战斗力的官军和地主团练，都在跟福宁军的私斗厮杀之中被相继歼灭。剩下的武装力量也要跟以福宁军为代表的“澳洲人势力”展开争斗，根本顾不上内陆山区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了兵力真空。而以黄石为代表的穿越者势力，同样也存着养寇自重的心思，一度给闽西各路农民军提供了不少支援，甚至直接插手进去扶植势力，结果就导致闽西农民军的作战能力大幅度飞跃，从崇祯二年开始，福建内陆的长汀、沙县、古城、宁化等地相继陷落。在崇祯四年二月，一支福建起义军更是攻破了赣南的瑞金县，把战火又一次烧到了省外。
到了这个时空崇祯五年的时候，大明帝国南方的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东到沙县、西到赣州，大致就是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已经基本脱离了明朝官府的掌控，陷入了“群盗蜂起，各据州县山寨”的全面混乱状态。如果不是这些起义军被群山阻隔，彼此互不统属，一盘散沙，那么整个南方恐怕都已进入了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
面对这样的局势，福宁军的存在，反而成了福建官府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大靠山——在自身武力都被打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福宁军震慑“闽西群盗”，反而把福宁军逼得哗变作乱，顺便惹上了在闽海势力庞大的“澳洲人”的话，面对叛军、海盗和农民军的三面夹攻，只怕连省府福州都要守不住了。
届时福建全省陷落，势必震动天下，他这个福建巡抚不管怎么样想，恐怕都是难辞其咎，邹维琏自己横死于兵灾还是小事，只怕是事后追究罪责，连他的门生故旧和老家的族人都要一起跟着倒霉！
更要命的是，即使邹维琏不惜赌上性命报效朝廷，与黄石这个跋扈藩镇为敌，眼下的他也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因为大凌河之役在年初最终惨败，朝廷靡费巨资打造的上万关宁铁骑，居然集体投降后金，惹得皇帝震怒。辽东督师孙承宗和内阁首辅周延儒已经一齐引咎辞职，从此倒台下野，退隐回家。
如此一来，东林党在朝堂之上的势力遭遇空前重创，还受到了崇祯皇帝的厌弃，声势大不如前。而其它派系出身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却趁机晋升为新任首辅，眼看着一场针对东林党的反攻倒算在即——温体仁此人一向气量狭小，为人奸佞，之前就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底里谋夺其首辅之位。在当时的朝廷里，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小鸡肚肠的整人专家。
偏偏邹维琏不仅是东林党出身，在党争之中跟温体仁是政敌，甚至个人还跟他有私仇……更何况，于公而言，随着大凌河之战的惨败，整个北方的边防都摇摇欲坠，辽东建奴的一支偏师已经破关南下，在北直隶四处横行！在这种帝都告急的情况下，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都不会希望在南方挑起新的战事。
总之，邹维琏很清楚，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强行对付黄石，恐怕非但得不到朝堂之上的助力，反而会被温体仁这个老仇人掌控的内阁倒打一耙，扣上一堆罪名，甚至将他革职下狱，给黄石出气都是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他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福建巡抚，还折腾个什么劲儿？能熬一天是一天吧！
好歹如今这局面还能勉强维持，福州市面上基本也算安稳，而且福宁军虽然勾结海寇、跋扈骄横，但至少没有扯旗造反的打算，每年的官税还是基本能够如数上缴，只是各级官吏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缩水而已……但总归要比那些当了山贼流寇的穷泥腿子打破省府，自己被迫殉城来得强得多。
至于福宁军在闽南各县欺凌文官，苛待缙绅，屠杀士子，火烧贡院，强征商税，结怨富室，开设学校散布歪理邪说的种种恶行……唉，只要没闹到福州来，他也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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