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沿海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大街上，桑塔纳渐渐取代了自行车；中产家庭里，各式家电琳琅满目。外国的商品和企业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一起进来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之后，人们激动难眠，扔掉过去一直深爱的书本，出入于各式娱乐场所。酒吧、歌舞厅、KTV……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都市的繁华地带，多少人开始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这种风气与改革开放所倡导的理念可说背道而驰，年轻一代看不到路在何方，人们的心灵需要净化。
这时期，以张国荣、罗大佑等为代表的一代港台歌手的歌声如春天的暖风一般吹遍亚洲，他们成为了一代人的偶像，在他们的歌声里，不仅传递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文艺气息，而且也将华语歌坛推向了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影视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全面侵蚀。
那时，陈孟凡听到了张国荣的歌，知道自己已经寻觅到了音乐上的知己，张国荣用歌声传达出了陈孟凡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音乐精神。他曾写信给张国荣，在心中表达了对这位巨星的敬仰之情，同时阐述了自己的音乐理念，并附上自己创作的两首乐曲。
几天后，他收到了张国荣的回信，张国荣对他的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邀请陈孟凡到香港。这令陈孟凡激动不已，倘若真的能去香港，加之“哥哥”的提携，前途不可限量，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越想越兴奋，已经幻想与张国荣同台演出了。
这时候，吴振宏拄着拐杖走了过来，问道：“孟凡，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快说给我听听。”
陈孟凡本想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妥，便说道：“是天昊发来的短电报，他参加了一项绘画比赛，获得一等奖。”
吴振宏不禁喃喃自语道：“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陈孟凡从幻想中回到现实，随着吴振宏的出现，他知道去香港已是不现实的事情，这事只能留待以后再说，自己的身上还有一副沉重的负担。吴振宏体弱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他已经离不开陈孟凡了。陈孟凡也不会扔下他去谋个人的发展，陈孟凡不是那种人。
他当然也曾考虑过带上吴叔一起去香港，但是香港还处于英国的治下，吴振宏曾说过不愿意踏足这片还未回归的土地，况且他的身体也难以消受这长途跋涉。陈孟凡深知吴振宏离不开自己，需要自己的关怀与照顾。陈孟凡错过了这个机会，只能把个人的前途无限期地往后推延，因为张国荣在信中也向他承诺：“随时可以来找我！”
到如今，为了吴天昊，陈孟凡几乎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无怨无悔，他很珍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说他没有远大的理想，而是因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对于陈孟凡的所作所为，父母并不知情，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也得益于陈国威的配合。在吴天昊出国两年之后，陈孟凡从弟弟那里获悉，父母消除了旧日的隔阂，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那位家庭教师梁思芸，因不堪舆论批评，断然离开了陈祖铭，去往上海，从此与陈家再无瓜葛。这个家庭已经破碎过一次，破镜难以重圆，但是只要努力修缮，远观依然还会光滑如初。
陈孟凡十分欣慰，他多想回到家里，与父母团圆，一家人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就像童年时那样。他不求家里宾客盈门，只求家人健康幸福。但是现在他还不能回家，因而，他只能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家庭，只要家人幸福，他也就乐在其中了。
有时他也会想：也许此生我难以享受到常人的幸福，但是，我何不去追求另外的一种幸福，一种以奉献自我为生活方式的幸福。他越是这样想，便离宗教越近，他甚至开始崇尚基督徒的精神，假使他生于西方，也许早已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陈孟凡的慷慨不仅仅给予吴天昊，而且还无私地给予那些需要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很拮据，教师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是他节衣缩食，每当在路上遇到行乞的儿童或是老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施舍，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可是受着良心的驱使，他每次都会这样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宅心仁厚，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太傻。
同一学校的李老师就时常对他说：“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他们今天不再受困于饥饿，可是明天呢？更远的将来呢？”
陈孟凡答道：“我不知道除了这我还能做点什么？”
“你可知道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有多少乞丐吗？你可解万民于水火？”李老师年龄偏大，因而说话总是带着长者的训斥语气，他继续说道，“在你的心里，你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这样做无形之中也会给自己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总有一天你会在这枷锁的重压之下直不起身来。这些事情，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你用不着替政府操这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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