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对南宋江南市镇类型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事实上，许多市镇是几种形态兼而有之。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既是着名的贸易港口，也是重要的盐业和渔业市镇，只是其作为港口市镇的形态更为突出。
同时，除了乡村墟市外，各种江南市镇都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工商业十分兴盛。
这既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江南市镇已逐渐向新型经济都市方向发展。
而且居民数量与结构也是反映市镇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就其总体人口规模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雄镇”，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达到了县级城市的水平，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约五千余户”;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环镇者数千家”;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约千家”;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哄市千家聚”;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是着名的陶瓷业市镇，北宋时就已“附而居者数千家”，进入南宋后更为发达，其居民数量当有增无减;饶州浮梁县景德镇的陶瓷业规模较永和镇大得多，总人口亦当有数千户。
嘉兴府华亭县的青龙镇，其市区分为36处坊巷，居民繁多;兼跨湖州与嘉兴府的乌青镇，“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
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也都在千户以上。
而与此同时，江南各地的县级城市人口大多不过几千户。
如乾道八年(1172年)徽州歙县城仅1931户;开禧三年(1207年)严州淳安县城仅1335户;宋宁宗时绍兴府嵊县城仅1194户。
有些州级城市的人口也相当有限。
如嘉泰(1201-1204年)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宝庆三年(1227年)徽州城有3887户。
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小型县级城市。
如池州的雁汊镇(又名雁翅夹)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均有200多户;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绾西江东广之会，户口蕃”;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凑”;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平江府吴县的许市，“居人极多”;吴江县的合路市，“居人繁夥”。
当然，一般情况下，若是镇的工商业衰落，居民减到百户以下，就会被罢撤。
像是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地方官便奏请朝廷予以废罢。
而一些草市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就会正式升为镇。
如南宋后期颇为有名的南浔镇和上海镇都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平江府昆山县的练祁市还进而成为嘉定县治所在。
三是一般性草市，也就是居民多在数十户左右。
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冈，居民分别为“二十余家”和“数十家”;镇江府丹阳县的丁桥市，“虽非井邑，而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
四是小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几户至十几户。
如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所提到的绍兴府镜湖流域的众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镇居民的结构而言，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类:一是官僚贵族。
许多江南市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优裕的环境，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前来定居。
如湖州的乌青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卜居其地”;庆元府的小溪镇，“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
还有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梁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宁国府的水阳镇，“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
宰臣周必大和大理少卿王珏曾分别寓居于吉州永和镇和平江府横金市。
二是一般士人，因为许多江南市镇都设有镇学、书院、蒙学、家塾等不同形式的学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士人前来讲学和求学。
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等均有镇学;饶州的景德镇有长芗书院;信州贵店有桂氏私立的书院;饶州余干县金步市市民万廿四延师“聚小童读书”;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镇大多设有小学、冬学、村学等。
三是工商从业人员，这是因为市镇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自然会聚了大量工商业人口。
这些工商业人口，有的是资本雄厚的大商，如嘉兴府魏塘镇上的一个巨商一次就收购漆3000斤、蜡5000斤，运往楚州销售;平江府直塘市的米商张五三，“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
有的是一般的商人，如平江人江仲谋在梅里镇开设药铺，生活温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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