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此后同治二年二月，江苏巡抚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请求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到1865年，洋务派兴办“江南制造局”，1867年该局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王德钧、徐建寅等协助工作，至清末，该书共译西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
该局总办冯焌光曾说过:“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译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要偏废”。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S.Burdon)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要“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第二年的课程中包括“翻译条子”、“翻译编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
每年的岁考和各种大考都有翻译题，译公文、译书籍等。
同文馆的译书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据(吉少甫编)《中国出版简史》载，“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着作共二百多部。”
所译书主要分三类: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务国史略》、《富国策》;夈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全体通考》、《化学阐源》。
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
这些译书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万国公法》和汪风藻译的《富国策》。
当然，洋务运动时期译书最多的当居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1865年，李鸿章、曾国藩等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
为了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有必要翻译和引进新书，1867年由徐寿和华蘅芳倡议，曾国藩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披以文义抒格不通，帮虽日可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日之所以然。”
于是在1868年6月翻译馆建成，隶居江南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
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馆，招收学员，聘傅兰雅、金楷理、徐寿、华蘅等人教习，功深惟经、史、文艺为主翻译馆译书以“西译中述”形式，即由外国人口述，再由中国人笔述，最后成译文。
傅兰雅曾这样描述译这程: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及惟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惟笔述这;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同译斟酌保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翻译馆的人员包括口译没和笔译员两类:前者以西方人为主，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艾约瑟、纬烈亚力、玛高温等;后者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李凤苞、王德钧等等。
据统计，从1868年，1912年，江南局译书共有241种，是早年战争前我国科技翻译之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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