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抛却前面那些，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作品数量很多。
其中有些着名的作品，如《义妖传》表现了反封建，追求爱情的精神，以及《再生缘》歌颂了妇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
还有如《天雨花》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等等，在弹词中成就比较高。
而章回小说中出现了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高峰的《红楼梦》，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其中《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罪恶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
此后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小说领域内的反动思想和考据势力的影响也日益严重，《镜花缘》虽然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这种恶劣风气。
至于诗文，词曲方面，就更加衰落，一直到十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才出现了新的情况。
当然，即便如此，在那时还是涌现除了例如顾炎武等爱国作家的诗文。
就像前面说的，正是清朝入关以后，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引起了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除明朝的残余势力还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带士大夫的抗清运动前仆后继，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补和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
还有很多明末的遗民虽未参加武装斗争，却始终坚持不合作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宁甘老死于山林岩穴之下。
他们中间有不少着名的诗人或文人，都亲身经历过巨大的世变，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反映了那时代的民族斗争，充分表现了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
当然了，这些爱国遗民的思想立场主要还是封建主义的，他们抗清的言论或行动基本上是从忠于明王朝出发的。
他们不但不和农民军合作，反而诋毁他们，所以没有什么成就。
此外顾炎武的话，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早年与归庄同入复社。
明亡后，曾游历山东、河北，山西诸边塞，考察山川形势，又垦荒于雁门之北，以为恢复故国的准备。晚年定居华阴，卒于曲沃。
顾炎武痛感明亡之后，士大夫民族气节丧尽，乃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志气。
这对于后来汉族人民不断起义反清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有人想荐举他修明史并应博学鸿儒考试，他都坚决拒绝。
他主张学以经世致用为本，反对空谈心性。
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反对一切神怪无稽，剿袭、佞谀之文。
认为言志为诗之本，观民风为诗之用，面赞成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所以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
并且顾炎武的诗多写国家民族兴亡大事，托物寄兴，吊占伤今，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表现了建立功业、恢复故国的热烈希望。
当清兵南下之际，他写了一系列的诗篇，在《感事》中，对南京拥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师扬州，把他比作“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
在《秋山》中，历述江阴、昆山，嘉定等处抗清失败以及被屠杀劫掠的惨状：“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
他赞扬那些壮烈刑殉国的“归元贤大夫”和“断脰良家子”，而以“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来鼓励当时东南人民抗敌救亡的决心。
杨廷枢、顾咸正、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炎武都有诗哀悼他们，表扬他们的民族气节。
作者常常通过拟占、咏史、游览、即景等题材以抒写他的怀抱。
例如《拟唐人五言八韵》六首，以申包胥、班定远，诸葛丞相，祖豫州等为题，或悲往事，或明素志，或寓不忘恢复之意，不是泛泛拟古之作。
直到晚年还写了这样的小诗，表示他的志节“海上雪深时，长空无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来相劝”。
顾炎武是有非凡的抱负的。他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而在《范文正公祠》诗中更说：“吾欲与公筹大事，到今忧乐恐无穷。”显然是指图谋恢复的计划，他始终抱着恢复故国的希望，绝不灰心：“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犹看正朔存，未觉江山改”。
到了康熙元年，他已五十岁了，还说“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以及：“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
直到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他在《哭归高士》诗中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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