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叫子乐和运用妙计，从防范、严密的饮虹桥别墅和带州府监狱中，接连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费保等人。
后来义军创业海外，他一直是出谋献策的智囊，不愧为吴用的再生。
而李俊则由一位梁山水军首领变成德孚众望的义军领袖。
《后传》作者既照顾了这些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写出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成长。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清初，作者怀着“亡国孤臣”的沉痛心情，再现了金兵南下后“四野萧条，万民涂炭”的情景，也揭发了金兵虏杀良民，贩卖人口的罪行。
对李纲，种师道及太学生的爱国斗争则热烈歌颂，对徽宗、钦宗的昏聩无能，蔡京、童贯等人的祸国殃民则大加贬斥。
我们现在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作者很有借北宋末年历史，总结明亡教训的意味。
至于作者让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最后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处死，则显然表现出人民要求为无辜死难的英雄复仇雪恨和惩罚祸国罪魁的愿望。
包括在《后传》中，关胜，朱仝，呼延灼等身处民族战争的最前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孤身奋战，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这些振奋人心的描绘，在发挥《水浒传》反抗官府压迫的精神的同时，还结合着时代特点，突出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后传》作者从《水浒传》第一百十九回李俊泛海到暹罗国的传说得到启发，自十三回后，遂大加敷演。
这实际是为水浒英雄安排美好的结局，以慰人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约流露出作者对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抗清斗争所寄予的希望。
至于他在《后传》中让乐和站到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不觉胸次豁然”，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热望恢复明朝政权的用心。
但也同时说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许多明朝爱国遗老一样，他也把复国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如《后传》写燕青向徽宗进献青于，黄柑，李俊立国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为正统，也同样是这种封建意识的表现。
正是出于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赋诗、“世享荣华”来结束全书，不仅显得庸俗，也冲淡了前面所着力渲染的战斗气氛。
此后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增订成八十回的《说岳全传》。
岳飞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
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
所以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
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畏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但是还需要说明，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拇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
他自小孤贫，而好结义友，因此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韵自白。
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傀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
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
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拇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
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
然而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
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终于给事业和个人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甚至岳飞死后为鬼，也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曹宁大义灭亲，却被他以“孝道”逼责自尽。
他明知君侧不清，却以宽仁为怀，轻易放走了犯令的万俟禹、罗汝楫等人。
凡此种种，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但经作者着力渲染，其消极性也就更突出了。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
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
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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