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
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知道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而《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
《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
《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
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
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清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
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
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
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
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叶生》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并且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
像是《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
特别是《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
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午)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午前。
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
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
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
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范进也是个连考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廪生时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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