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无名无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踪了、死了、活了，大家不会关心。
因为《红楼梦》有这个魅力吸引着大家，所以说大家才要去关心《红楼梦》，也关心《红楼梦》的谜。
考证越多，发现的史料越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
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好多是解不开的谜。
《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个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
第二个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
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
这形成一个重要的群众基础，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那么索隐派它作为另一个历史流派怎么说呢，概念是怎么说的，索隐就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
要知道《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探索《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
包括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就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边提出来的，张侯大家比较熟悉，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边的有一个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时在平“三藩”之乱的时候立过战功。
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
还有一说，前一段《宰相刘罗锅》放得很火，说是和珅家世说，等等，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说，索隐派索解背后隐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说小说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像张老师、段老师他们专门搞小说史，都知道这个，有的说起源于史，有的说起源于神话，有说是起源于先秦散文。
但是呢，看看那个都是翔实的，它真正成熟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开始成熟起来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把小说叫做野史，就是说它是补正史之不足。
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观念造成了中国人一种观念，就是说小说是来源于历史，它是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儿编造的故事。
当然编造故事有的是虚空架构，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艺术地升华，来写成的小说，那么就形成了这一流派。
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
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
甚至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
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
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
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包括还有人想问张先生，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是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展示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红楼梦》的精神就是解脱精神，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悲剧诠释。
张俊先生对此表示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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