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泾师之变、奉天之难、二帝四王之乱，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背锅侠的日子不好过。
肃宗去过灵州（灵武）、代宗逃过陕州（三门峡）、德宗差点挂在奉天（乾县）、顺宗被逼禅让（永贞内禅），皇帝换成这步田地，你说西域？西域是什么东东？！
西域是什么不重要，关中是老家，这谁都清楚！
守陇山的朔方军顶不住，弄不好大家都得泛舟海上，提前给赵构打个样。
一、朔方唐军的防守反击
朔方军是唐朝最有战斗力的边军，王孝杰、张仁愿、唐休璟、郭元振、王晙、薛讷、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崔宁、杜希全、浑瑊、杨朝晟、李文悦，这些镇将的名字，几乎能串起整部唐朝军史。
所以，朔方军是一支充满了荣誉感的部队，忠心耿耿、自视甚高。
仆固怀恩叛乱后（时任朔方节度），郭子仪笃定朔方军必不背唐，便是基于其强烈的荣誉感。
就这支敢打敢拼的王牌，在陇山抵御吐蕃时，依旧数次被打穿了防线，可见形势的岌岌可危。
很多人并不清楚，唐朝最危险的时候，并非安史叛军克潼关，而是仆固怀恩的变起肘腋。入关中的安史叛军已是强弩之末，仆固怀恩联合的回纥、吐蕃，可是如狼似虎的生力军。
要不是郭子仪凭崇高的个人威望，镇朔方、联回纥、击吐蕃、收长安，李家皇帝真是药丸。
这才是汾阳王“手提两京还天子”的功绩所在，要单论平定安史，李光弼、仆固怀恩未必稍逊一筹。
随后，郭子仪重领朔方军构建了，以泾州（泾川）、陇州（陇县）、邠州（彬县）为支撑点的陇山防线。
另外，孤悬于黄河东岸的重镇灵州（灵武）是朔方军的大本营，“北控河套，南制庆凉，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
吐蕃曾于大历三至八年（678年~773年），连续六次围攻，但始终未能得手。
如鲠在喉的灵州和陇山形成的犄角，让蕃军屡屡有后顾之忧，为打断唐军的防御链条，灵州与关中联络线上的节点——盐州（陕西定边县）成了反复争夺的焦点。
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盐州城陷，蕃军北上，夏州（靖边县）、银州（米脂县）、麟州（神木）、宥（鄂托克前旗）等州，相继陷落。
贞元九年（793年），唐军逐走吐蕃，复筑盐州城。
贞元十七年（801年）九月，盐州陷落，再次被吐蕃焚毁。
元和十四年（819年）八月，吐蕃兴兵15万，围攻盐州27天。
唐军在沙陀人配合下痛击吐蕃，“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此战，也是唐蕃150余年战场恩怨的终章。
关中西部的陇山，南接秦岭北至宁夏，长240公里，宽40公里。史书上经常提到的“陇右”、“陇西”指的便是陇山以西之地。
陇山北部位于宁夏境内的一段，现称为“六盘山”，南部一般称“关山”，但在古籍中均以“陇山”统称。
作为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陇山险路盘桓为关中天然屏障，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誉。
古代穿越陇山及北部辐射区的通道，一般来说有三条：
由西京（凤翔）至陇州（陇县），折向西南经秦州（天水）至渭州（陇西）。
或从陇州直接西行，经仪州（华亭）至原州（固原）。
再由奉天（乾县），经邠州（彬县）、庆州（庆阳）、环州（环县），至重镇灵州（灵武）。
后两条通路间还有两条联络线，由原州经弹筝峡（三关口）、平凉、彰信堡（潘原故城）、泾川（泾州）、彬县（邠州），至乾县（奉天）。
安史之乱后短短三十余年里，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豪取兰、廓（化隆）、河（临夏）、鄯（乐都）、洮（临潭）、岷（岷县）、叠（迭部县）、宕（宕昌县）、秦（天水）、原（固原）、成（成县）、渭（陇西）等州，将刀锋直接顶在陇山一线。
《旧唐书·吐蕃传》：“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陕西彬县）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
尤其是秦（天水）、原（固原）两州的失陷，让吐蕃获得了入关中的跳板，数次突破陇山兵围凤翔（西京）。
风声鹤唳之下，才有白居易的深深叹息：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
郭子仪重建防御体系后，虽然吐蕃进攻的难度加大，但每年秋季必来寇关攻城。为阻滞蕃军攻势，困守城垣的唐军，被迫以焚烧庄稼、草场应对，称之为“秋防”。
所幸郭子仪之后，唐朝并不缺少将星。借助陇山地势，德宗时的李晟、浑瑊曾多次给了蕃军，结结实实的教训。
乃至，吐蕃大相尚结赞曾言：“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
在躺地上挨揍几十年后，唐朝的经济、人口优势终于显现，经过榷盐法、常平法、两税法等措施的挖矿、爆兵，唐军终于撑过黑暗期，渐渐有了反击之力。
贞元四年（788年）正月，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移镇良原（甘肃崇信县）时，唐军已有了探出触角的能力。
悍将李元谅不再满足于困守坚城，而是转入了积极防御，不断向外挤压。
贞元五年，他凭借锦屏山三面深沟，又有汭河为屏的特点，抢筑崇信城（崇信县）。
至此，以弹筝峡、彰信堡（潘原故城）和崇信城为支撑点的纵深防御完成，吐蕃进攻泾州（泾川县）侧翼的通路断绝。
随着唐军防御纵深的不断完备，吐蕃攻势愈发艰难，秋季被迫焚烧未收粮食的情况锐减，凋敝的边区农业得以恢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描述道：“昌（刘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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