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七月，夏，北京城，紫禁城，平台。
自万历中期以来，作为国情咨议，大明历代帝王咨询大臣政务的平台召对，便难见痕迹。崇祯皇帝继位，平台召对便又被恢复，重要政务都是在这里办理。
正值夏日，热浪滚滚，坐于御案之后的崇祯皇帝，一身常衣，不到三十岁的他，容颜苍老，仔细看去，鬓边已经有了白发。
容易上的风霜之色，并不能完全说明崇祯的心情。此刻的崇祯皇帝，脸色阴沉，一言不发，消瘦、憔悴，还有那不易觉察的心力交瘁。
按理说，近几个月来，洪承畴、孙传庭为了剿灭陕西境内的流寇，不遗余力，成效也是前所未有。各部流寇连遭挫折，近于土崩瓦解。
李自成为摆脱重压，率余部三千于六月间退往四川。洪承畴率部入川追击，其部往来山中，防扼通道。几次激战，李部死伤惨重，仅千余人逃入汉中深山密林之中。
朝廷剿抚兼施，流寇大部土崩瓦解，几近销声匿迹，大明朝廷，竟然有了一丝中兴之象。
但短暂的安宁，又怎能掩盖天灾人祸下的民生凋敝、流寇猖獗、东虏暴虐。
自崇祯元年即位以来，大明王朝可谓是时运不济，天灾人祸之下，外患与内忧如影相随。
所谓外患，自然是辽东的东虏铁骑，而内忧，则是来自于陕西、纵横于中原四省，糜烂十几省的流寇了。
崇祯元年，畿辅旱，赤地千里。陕西大旱。
崇祯三年、四年，山东大水。
崇祯五年，陕西大饥。
崇祯六年，京师及江西旱，陕西、山西大饥。
崇祯七年，陕西秋蝗，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
崇祯八年，河南蝗灾，陕西大水。
崇祯九年，河南南阳大饥，江西亦饥，山东、陕西、河南蝗灾。
崇祯十年，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浙江大饥，南京、陕西多地地震。
崇祯十一年，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灾，陕西旱。
连年天灾，北地民间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更兼官吏失德，横征暴敛，以至于流贼四起，竟成燎原之势。
崇祯八年，流寇气候大成，凤阳皇陵被流寇张献忠所焚，以至于崇祯皇帝不得不自登基以来，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谢罪。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属夷，流贼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雕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
难道说，他真的是德不配位，以至于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吗？
崇祯九年，东虏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改名盛京，与大明朝廷分庭抗礼，外患已成心腹大患。
同年，东虏入塞侵明，烧杀抢掠，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清军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
崇祯十年，东虏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对大明虎视眈眈，侵凌只在旦夕之间。
在此情形下，崇祯十一年，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入主阁部，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大明王朝流寇困扰的“内患”，终于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杨嗣昌主张对后金议和，以时间换空间，对付流寇“内患”，此论一出，举朝哗然。
崇祯十一年五月，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指责杨嗣昌与东虏互市封赏（议和）之说，反被崇祯帝一番痛斥，然则朝堂上下，依然是争论不休，认为杨嗣昌有辱国体，枉对了春秋大义。
杨嗣昌坚持安内方可壤外，为确保安内，暂时对东虏议和，此策正中崇祯下怀。
很快，杨嗣昌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其议和之策，已得崇祯的首肯。
杨嗣昌建议求和，以和议争取北边三年无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皇帝以为不无道理，但朝野侧目，便指示辽东巡抚方一藻、宦官高起潜仔细斟酌。
为防言官反对，杨嗣昌再次上疏，以为言官只负言责，不知兵部之艰难处境，求皇帝乾纲独断，批复和议。此种做法，却激起了廷臣的大不满。
先是兵部职方郎中赵光扑连上两疏，抨击杨嗣昌和议，极力主战。到六月皇帝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一起进入内阁参预机务时，廷臣反对的声浪达到了高潮。
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立即上疏，表面上弹劾杨嗣昌夺情入阁，实则是指责他主张和议。
黄道周是朝中清流之首，他连续上书，反对和议的言论愈演愈烈，朝野沸沸扬扬，让一心议和的皇帝和阁臣们，立时陷入了困境。
眼看事情闹大，皇帝自然不能装聋作哑，只好平台召对，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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