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街道司和财政司的公人明察暗访，大名府城中的“黄记酒楼”自去岁冬日以来，近四个月共卖出酒水约60万斤，匿税达六成以上，远远低于应交的数额。”
王松点点头，根据财政司和街道司的官员所说，这“黄记酒楼”，肯定是逃税了。
巡检使李顾面色涨红，肃拜道:“相公，都是小人查处不严，才使得如此多的酒水走私了进来。请相公恕罪!”
马扩摆摆手道:“李顾，稍安勿躁，等弄明白了事情再说。”
北宋酒政主要有三种形式：酒专卖、曲专卖和税酒。不同的地方，实行三种不同的政策。三京地区酒曲专卖，州城内则是酒专卖，县以下的地方或实行纳税，或实行酒专卖。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考虑到地方的特点，有利于国家获取更大的酒利。
酒的专卖，酒坊归官府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费用、生产原料由官府解决，酒户从官府租来酒坊组织生产，酿成的酒由官府包销，酒价由官府制定。当时的开封，有两种类型的酒店负责推销官酒。一种叫正店，一种叫脚店。
《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还有酒楼，是官营的饮酒吃饭的地方。酒库则是官府酒的批发场所，还有被称为“拍户”、“泊户”等的零售店。
“方主事，根据你们的调查，这个“黄记酒楼”，大概该补多少税额?”
财务司的主事方滕小心翼翼道:“回相公，按照旧律，应该补4000贯钱。”
“4000贯! 我这一年的俸钱，加上所有的犒赏的赏赐，才只有三百贯不到! ”
王青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道:“这些人趁着北地乱成一团，浑水摸鱼，大发其财，宣抚司不能不管啊!”
马扩点点头道:“这些豪强，历来和官府沆瀣一气，肥己损公。官府没有得到实惠，百姓深受其害，富者更富，贫者愈贫，脑满肠肥的只是那些官员和豪强!”
金人南下，大宋北地糜烂不堪，地方失去执政官府，旧有的秩序被完全打破，民政和经济都是大受打击。
宣抚司接管两河，只有从头再来，委任官员，经营地方。但许多关于民生、经济的举措却仍在探索和完善之中。
中国的经济形态，从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再到宋代，最终成为了“士绅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本质上说，都是“官商经济”。
宋朝鼓励官员经商，官员即是富商，再加上宋朝不抑兼并，对土地兼并放任自流，富绅豪右占据了天下良田之半，赋税却只有不到三成。
宋朝虽然商业发达，但垄断性，暴利性的行业都归政府官营专卖，比如盐、铁、茶、醋、酒。而百姓从事的则是一些薄利行业，如食品、衣物等。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趁着行在卖酒醋”，连酒、醋都与民争利，宋朝的官商经济可比民间经济数量、数额庞大的多，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繁荣。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酒业的利润实在太大，以至于百姓铤而走险。
元丰前，宋朝的三司是当时最高的理财机构，主要分为盐铁、度支、户部。其中商税的征收则由盐铁司负责。元丰后，则改为各路转运司掌管。
宋朝多数州县均设有专门征收各种商税的税务机构。设于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称为“都商税院”，隶属于中央太府寺。
各级税务均由朝廷置官监理，称“监当官”，文武臣通差，文臣地位高于武臣。商税年额达三万贯以上的税务，则由州、县官监掌。多数监税官由各路转运使推举，吏部差官担任。
各州、府称“都税务”，各军、县、镇则称“税务”或“税场”。州县税务管下之分支机构称“税场”、“子务”或“税铺”。宋神宗时1200多个县、军、监设务1993个。
“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行商坐贾，税率分别为2%和3%，宋朝的商税制度可谓善矣。
也因为巨利，食盐、酒、铁、茶叶、矾等都是宋朝禁榷之物。而在诸项禁物中，以盐、铁、酒的禁榷为最久，而香料、醋的禁榷却是北宋的首创。
对于禁榷之物，朝廷打击偷税颇为严酷。凡贩卖私盐逃税，贩一两以上“决杖十五”；敢于暴力抗税，“持杖盗贩私盐，三人以上，持杖及头首并处死”。
贩卖私茶，“一斤即杖100，贩至20斤以上弃市”。
至于贩私酒，则是“五斗处死”，刑法可谓严酷甚已!
“知道这“黄记酒楼”是从那里买进的酒吗？”
面对王松的问询，税务司主事张平赶紧道:“回相公，税务司的兄弟跟随商船南下，发现这大酒是从开德府购入。官府酒库一切正常，价钱也是官定，只是数量上输出的只有20万斤左右，远远没有“黄记酒楼”销量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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