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其他的大臣，胡亥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为了避免遭受羞辱而悲惨死去，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尽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公元前 208年，那是胡亥即位后的第二年。李斯，这位曾经在秦朝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迎来了他悲惨的命运。他被处以了极为残忍的极刑：首先，遭受了黥面之刑，冰冷的尖刺无情地在他脸上刻下耻辱的印记，那是秦朝特有的一种侮辱刑；紧接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劓刑，他的鼻子被生生割去，血腥的气息弥漫在空中，这同样也是秦朝的一种酷刑；随后，他的左右趾被无情地砍断，双脚从此残缺，再也无法支撑他曾经坚定的步伐；再之后，是那恐怖的腰斩，他的身躯被拦腰斩断，生命在这一刻仿佛被生生撕裂；最后，他迎来了最为惨烈的醢刑，他的身体被剁成肉酱，惨不忍睹。这一系列刑罚在当时被视为最为残忍的一种处死方式，人们称之为“具五刑”，即运用五种残酷的刑罚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而与此同时，李斯的整个家族也未能幸免，一同被残忍地杀害，在那黑暗的岁月里，留下了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一幕。
在那风云变幻的时期，全国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征发众多农夫去修筑那宏伟的阿房宫以及骊山的长生陵地宫。
同时，还调遣五万士卒来到京城咸阳负责守卫之职，并且责令各地必须向咸阳源源不断地供给粮草。不仅如此，还明令禁止那些运送粮草的人在路途上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粮食，而必须自行携带足够的粮食。除了这常年累月的无偿劳役之外，农民所承受的赋税负担也与日俱增，愈发沉重，最终致使陈胜、吴广起义如烈火般爆发出来。
那大泽乡起义如巨石投入湖中，沉重地打击了秦朝的政权，如一把利剑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这一壮阔序幕，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在秦二世元年的秋天，秦朝廷大规模征发闾左贫民前往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九百余名戍卒被征调要前往渔阳戍守边疆。然而，在途中行至蕲县大泽乡时，却被一场倾盆大雨所阻拦，致使他们无法按照规定的期限到达目的地。依据秦朝那严苛的法律，过期便要被斩首问罪。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形之下，陈胜、吴广毅然领导戍卒，果敢地杀死了押解戍卒的将尉，发动了这场震撼人心的兵变，他们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起义军一致推举陈胜担任将军，吴广为都尉，他们接连攻克了大泽乡和蕲县，并且在陈县建立起了张楚政权，各地纷纷闻声响应。然而，大泽乡起义却因陈胜在得势之后心生骄傲，再加上秦将章邯率领秦军的强力镇压，最终还是以失利告终。
在那遥远的历史长河之中，当陈胜毅然决然地发起大泽乡起义之时，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位胸有大志的刘邦虽然见过秦始皇巡游并说大丈夫当如是，但当时正处于一种颇为艰难的境地。那时的他，正隐匿在深山之中，过着难民一般的生活。
此前，刘邦肩负着押送徒役前往骊山的重任，然而在行进的途中，众多徒役纷纷逃离，数量众多，致使刘邦根本无法完成押送任务。无奈之下，刘邦只得带领仅有的十几个人悄然躲进了那连绵起伏的大山之中。他所犯下的罪行，与那戍边延误日期的陈胜如出一辙，皆是面临着死刑的惩处，可是他却始终未能鼓起勇气带头起义。
直至听闻大泽乡起义所传来的阵阵风声之后，刘邦这才胆敢走出大山，并趁着大泽乡起义所引发的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秦风暴，积极组织起沛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正式发动起义，而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被众人推举为领导人。
再往后，刘邦凭借着自身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一步步成为了反秦的重要功臣。
但那秦二世胡亥却根本不愿相信这些事实，他只热衷于听闻天下太平的美好言辞。在一次关于是否发兵平定起义的讨论中，胡亥竟然决然地不同意存在“反叛”之事，那发兵自然也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叔孙通深知胡亥的脾性，于是便言道：“他们所说的天下反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先皇早已拆毁了城墙，熔铸了天下的兵器，如今有您这位明主高坐朝堂，有严明的法令在天下施行，国家安定，人民富足，又有谁还会造反呢？现今陈胜这些人仅仅只是几个盗贼罢了，地方官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捕，还请陛下尽管放心就是了。”胡亥听后，满心欢喜，连连夸赞叔孙通说得甚是精妙。随后他又询问其他人，其中有的说陈胜是“盗贼”，有的则说是“造反”。那些说陈胜是“盗贼”的人安然无恙，而说陈胜是“造反”的人则被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同于说天下大乱。这治罪的罪名便是“非所宜言”罪，也就是所谓的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种罪名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专制刑法。尽管秦朝后来走向了灭亡，但后来的许多朝代却依然继续沿用了这种罪名，以此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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