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家有喜事，或者有朋自远方来，举办宴席，喝点小酒庆祝一下，无咎。但是如果有酒必饮，来者不拒，以致饮酒过度，被酒打湿了头，最后还吐得昏天黑地上医院。这种酒桌上的诚信其实并不符合君子的正道，有失体面。
这句话大有深意。
比如你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地位节节高升，你的生活水平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但是如果因此贪图享受，奢靡无度，那你马上既济变未济。
又比如开国君主好不容易打下江山，辛辛苦苦稳定局面，国库里也有了盈余，这个时候当然应该大宴天下，封赏群臣，但是千万不要乱来，国库里那些银子看起来很多，其实并不经花。
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国民剪去了长辫，脱下了长袍，接受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新观念，实现了由外到内的蜕变。
但他开出的这份救国药方，很快就暴露出药不对症的弊病。在辛亥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南北军阀们各自分裂割据，在相互倾轧中逐渐失去了救国救民的本心。在国家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主共和的思想越发深入人心时，北洋军阀们却在倒行逆施尊孔复古，这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动摇封建旧思想。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不久迁往北京并改名《新青年》，以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为主要撰稿人，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确立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训，邀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知识分子到校任教。
北京大学，于是和《新青年》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集中抨击孔孟儒学，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后来，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新诗，推动了先进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同年5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旧礼教旧道德，指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
此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震惊了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1918年11月，《新青年》先后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着名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生根本变化，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它给了封建主义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决定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召集各战胜国瓜分胜利果实。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
然而，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的合理要求，还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了日本。这等于是剥夺了中国的战胜国权利，非常过分。
更过分的是，北洋政府竟然打算签字同意，准备继续屈辱地遵守前朝不平等条约。这种怯懦的诚信失去了正道和民意。
消息传回国内，激起国民强烈反对。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喊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制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全国等地的学生和工人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罢课罢工。
6月，大批参与罢课游行的学生被逮捕，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开始组织大规模罢工并成立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引起全国二十二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连锁反应。
该月中旬，陈独秀被捕入狱。而在沉重的舆论压力下，曹、陆、章三人被免职，总统徐世昌辞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也最终没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巍峨丰碑。
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那么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则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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