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所长来自“二野”，当过侦察连长，进川前已经被指定作为接管人员改行做公安工作，所以参加过三个月的公安业务培训。
九都解放至今半年多时间内，他办理了一些政治、刑事、治安案件，积累了若干实践经验。
当下，他就让民警把小牛带到隔壁屋里歇着，留下小郭接受调查，让姑娘说说这个钱包是怎么捡到的。
小郭告诉张所长，今早她应约和小牛悄然在距家一个街口的石牌坊下会合后，就直奔西门长途汽车站，准备坐车前往重江塘。
到了汽车站，一问，去重江塘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班要过两个小时。
那时的汽车站设施简陋，候车室只有少量长板凳，早已给候车的旅客占领了。
人多，候车室里又没有电风扇，闷热难熬，于是两人就到外面透气，顺便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
汽车站这边有小吃摊头，可是两人问了问价格，觉得太贵了，小牛说我们朝东边去，我记得附近有条巷子好像叫“留福巷”，巷口有个摊子卖的面条很不错，也便宜，我们到那里吧。
两人在留福巷口的那个面摊儿上吃过面条后，正要往汽车站走，忽然看见马路对面的空地上聚着一群人，正高嗓大调地叫嚷着什么，于是就穿过马路去看热闹。
原来是两男两女正在吵架，吵着吵着就扭打起来。
围观者中有些人只想不出钞票看白戏，纷纷起哄为双方助阵。
可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正好有公安部队巡逻组经过，过来还没开口，那两对儿就停手了。
巡逻组也不问为何事闹腾，只是让人群立刻散开，大家该干吗干嘛。
人群散开后，牛、郭看见来了个老婆婆提着个竹篮子在叫卖煮熟的玉米棒，就买了两个，站在原地啃得津津有味。
那个女式钱包，就是这当儿发现的。
这块空地上杂草丛生，钱包就躺在杂草之中，因其颜色与青草相似，所以看不真切。
小郭姑娘眼尖，竟然无意间一转脸就让她给看见了。往下，两人就为是否要在原地等候失主发生了争执。
小郭姑娘一气之下拔腿就走，径直回家。
她的这一决定，对于小牛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好梦的终结，可是对于警方而言，却意味着终止了一桩即将发生的政治性灭门血案。
当然，当时张兴义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断定钱包里的这张草图对于隐居于夏津路621号曹公馆的那位郭汝椿先生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于是，张兴义就坐不住了，立刻奔二分局。
根据上级指令，此事是由九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二分局分局长江水松亲自负责的。
江水松闻听之下，亦是大吃一惊，说这事儿得立即上报市局和市委。
所谓的上报市局和市委，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和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最高长官也是同一人—一廖长空。
当下，廖长空听了汇报，看了张兴义带去的那张草图，点点头道：“这图画得倒还蛮准确的。”
他在拍板定下把曹公馆作为韩立胜的住所前，曾亲自前往现场查看，对那里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廖长空的观点跟张兴义、江水松一致，显然对方是冲那个重点保护对象韩立胜来的。
那么，往下该怎么办呢？老红军出身的资深保卫工作者廖长空当场下达了两点指示：
一是由分局、派出所加强对住所的保卫工作；二是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以当天日期为代号的“6.28”专案组随即组建。
专案组直接由市委社会部、市局社会处负责，驻地设于二分局内，共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市局社会处二科科长周几水担任。
二分局和总府街派出所抽调四名侦查员作为该组成员，其中分局侦讯股长曲书栋生担任副组长。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首先是要找到被小郭姑娘捡到的那个钱包的主人。
这是一个女式钱包，从其式样以及内盛的东西看来，其主人应该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把草图很草率地塞进钱包，和钞票、钥匙放在一起，似乎可以表明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纸条的重要性，多半是受人之托，委托人让她把纸条送到某处交给某人。
所以，钱包的主人应该不是受命对韩立胜采取密裁措施的敌特组织的正式成员。
这样，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遗失钱包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这张草图可能会暴露敌特方面的意图，而是里面那七万元钞票。
在1950年时的成都，七万元钞票意味着什么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个在私营工厂或者商家学手艺的徒工，食宿是由东家负责提供的，每个月所获得的“月规钱”只有两万元。
因此，遗失七万元钞票对于那个女人而言应该是个较大的损失。
当她凭空遭受这个损失后最初的反应会是什么？向派出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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