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官府对其还是有很大的控制力。
会馆、公所抵制外来竞争的排他性的垄断色彩比较浓厚，对本组织之外新设店铺有严格的限制，需有人作保，交纳很多的银两作公费，并宴请同业，否则不准设店营业。
对内控制也比较严格，规定了行规，违反行规的就开会商议惩罚措施，对外争议由本行“董事”出面交涉。
这样，行业性组织就已经逐渐转变为行会性组织。
所有这些特点都标志着城市商业已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
唐宋时的飞钱、便换，到本时期形成票号、钱庄。
而钱庄的话，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算是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专营兑换货币并办理存款、放汇、汇兑业务等，是利用原来筹集的资产吸收客户存款，再将存款放出去做生意来盈利。
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银行，其资本大多来自于商人。
比如，相传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在上海经营木炭的绍兴商人因一时缺少经营资金，就设法向左邻右舍借贷。
为报答邻居，他就在归还贷款时多给了一些钱。
后来他在经商中有一些商人向他借钱，这使他感觉到可以间接利用资金生值。
不久他筹办了一家钱庄，用低息吸收附近的居民存款，然后借给商人，收取高于居民存款利率的利息。
这样，就出现了上海滩上的第一家钱庄。
钱庄的组织管理完全是封建制的，其组织俗称“八把头”。
组成人员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清账，是专管账目的账房先生，这类似于现在的业务经理，在这个位子的一般都是老板的亲信。
二是跑街，俗称跑街先生，专门在外招揽生意，类似于现今的公关销售经理。
三是钱行，钱庄缺乏现金时，负责向市场调“头寸”，拆进款项。
其他还有汇划、信房、客堂等职位。
另外还有专管接待客户，为宾客端茶倒水的伙计。
借贷其实也是一种交易方式，钱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商业资本化的进程，使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商业交易更加频繁。
而且朝时，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整体商品经济的活跃，出现了江南、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域市场。
这是一种以某一大城市为市场中心，通过便利的交通向四周扩展商品交流范围，连接周围各级市场的区域市场。
区域市场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流与沟通。
而且，明朝时国家统一局面比较稳定，使中原和边疆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最着名的是西部藏族地区的“茶市”。
明政府在今甘肃、青海、川西的一些地方设茶马司，用茶叶换取藏族的马匹。
互市多在夏季举行，市期连续一个月。
在东北及山西大同边境，明政府则设立互市场所，用内地的棉布、绢缎、农具、铁锅、粮食等换取蒙古族的马匹、牛羊、皮毛、木材等商品。
因为马是互市的主要商品，所以称为“马市”。
互市每月举办一两次，连续几天。
先官市，后民市，私人交易逐步兴盛起来。
明末女真族兴起后，明政府在开原、抚顺对内各地设互市场所，每日或隔一两日交易，人数常达到几百人。
明政府用布、绢、缎、盐、米、铁锅、农具、耕牛等来换取女真族的马匹、人参、东珠、豹皮等土产。
另外，明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亚非各国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及亚非各国的使臣、商人来华贸易，输入异国的思想，使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和崇本抑末的观念受到冲击。
明清时期，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贸易网络逐步建立起来。
到了清代前期，工商业更集中在江南及东南一带，包括长江流域及运河流域一带。
长江流域的着名大都市有武昌、南京等，以及东南地区着名工商业中心城市苏州、杭州。
并且城市内的商业区还突破了城郭的限制，一直扩大到城外。
城市的变革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业和南方相比，不如宋代繁荣，南北之间已开始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公元1421年，自明成祖迁都至北京，北京便成为明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像是在1488-1505年间，北京人口达到66万；而到1573—1619年间，北京人口便发展到百万左右，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都市，其商业的繁盛程度超过了前代。
明代北京城内有三百六十行，店铺林立，南北货云集，而且城内的商业区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正阳门外一带成了北京的一个商贸中心。
正阳门大街以东有果子市、鲜鱼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等；东四牌楼附近有猪市大街、小羊市、礼土胡同（驴市胡同）；西四牌楼附近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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