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阳门外一带商业最为繁荣，许多有名的店铺设在这里。
大街上有许多供批发用的专业性的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时间主要在早晨。
此外还有定期开放的灯市和庙市。
清末，原来的钟鼓楼商业区，已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但这时候夜市和晓市非常热闹。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时，通宵达旦营业。
在晓市里买卖的旧货，上至文物古玩、金银首饰、旧书古画、木器杂项，下至破衣、旧鞋、碎铜烂铁，应有尽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货，暗议价的方式。
但晓市上真货较少，多是赝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来路不明，所以这里的晓市又叫“鬼市”、“黑市”。
后来，这种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从此晓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这样，夜市多是小贩在马路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台了整顿路政的四条办法，规定晓市与夜市的时限，晓市从黎明到上午十点止。
也就是夜市从晚六点开始，到十一点半钟结束。
并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带，向有晓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点钟以前止，均是肩担摆摊贩，卖干鲜糖豆零物等小民，贸易谋生，历经年久，贫民是赖??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
可见“向有晓市”，“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都说明晓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开设的，而是普遍现象，已成为“日市”的延长和必要的补充。
城市市场早已不是“日中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晓市共同组成。
清朝以后，上海县城的市容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东门、南门内外除商肆市场外，各种消费娱乐设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来大量腰缠万贯的豪门财主。
嘉庆时有个叫施润的曾这样吟咏过此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三春”，就颇为生动地勾划出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上海县城一角的兴隆景象。
同时，上海是座极富盛名的港口城市，与海内外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枢纽。
清朝嘉庆年间，东门、南门外的黄浦江岸街巷稠密，颇负盛名的洋行街形成了。
街上“洋行”林立，这些洋行其实大多是福建、广东、浙江人所办的代客买卖货物的商行，经销的洋货大多是来自东南亚一带。
明清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已经移至北京，但这并未影响南方商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的南京拥有织造、印刷、造船和建筑等四大手工业行当。
在全城人口中，所谓“匠户”（世袭手工业工人）就有四万五千多家。
南京的店铺馆楼星罗棋布，在都城内外有十几个大集市，买卖各种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
据吴敬梓在其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的聚宝门、南门、虎丘路等处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每天有许多卖鲜鱼和鲜花的早市。
而且，当时的南京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已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直接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
另外，《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写到：“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
可见，当时南京晚间灯光明亮，一派繁荣景象。
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交通便利，“东达吴会，西通巴蜀”，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便是华中重镇。
特别是汉口，自明代以来，商业更为繁荣，“久为巨镇”，有“汉口之镇，甲于天下”、“九州名镇”等说法。
清代时期，广州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国内最大的外贸中心之一。
到清末，外国商场开架售货的方式传入广州店铺，据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载：
广州市肆可入览，粤人设肆贸易者，于营业之方法颇能讲求，如国货、绸缎、洋货诸肆，均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迳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
故着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喧阗，游人极夥。
盖舶来品皆为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详观之，方足以引起其购买之兴趣。
苟珍袭椟中，不令他人浏览，则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论于购买也。
吾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
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
这种将各种货物陈列展示出来，人们可以到市肆随意选购的开放式售货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超市的雏形。
并且清代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仕女服饰主要以旗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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