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是其它兼有表演和展示性质的广告。
像是晚清《成都通览》中提到，捏面娃娃卖糖人、卖泥娃娃的小贩，在担架上插挂许多成品，起到了展示的作用，人们一看便明白所卖之物。
也就是小贩在展示的同时，也一边在进行捏面娃娃或是做糖人的表演，这样一来很多人会聚集到小贩的旁边观看表演，感兴趣的人还会跟着学手艺，而小孩子们则会抢着购买。
包括还有卖鞋花的不仅在摊上摆放花样繁多的鞋花作为展示，而且还现场表演绣鞋花。
除此之外，小贩表演或展示大多都是与吆喝和响器相结合的。
比如卖糖的小贩主要有三种广告方式：一是利用糖的造型来吸引儿童，如大件的糖叫“大观楼”，用紫竹作架，把糖涂抹在上面，小件有糖官人、糖宝塔、糖龟儿多种花色。
二是鸣锣唱卖，或者直接口头唱卖，引人注意。
三是采用赌博方式来推销转轮盘，如果转动红色区域便能得到块糖，如果没转到，便什么也拿不到。
再比如，卖膏药的打一把小伞，伞的每个角上都悬挂一串膏药，口中还跟着吆喝；卖皮梁子的一手展示商品，一手拿着响器吹奏，以引起路人的注意；了。
还有沿街卖牛肉的担着担子，两头挂满牛肉，用手作喇叭状，大声吆喝。
多种广告形式的结合使得广告信息的传达更加有效，声画结合的场景让人对产品的记忆更加深刻。
而且需要说明，在明清时期，招贴广告有了更多的发展，有的甚至与现代广告很接近。
像是福建一带气候利于果木生长，再加上地狭人稠，所以果树种植成为当地农业经济中的重要专业。
同时由于荔枝生产规模大、产量也大，已成为商业性农产品，所以成熟时要贴出类似于“闽俗荔枝熟时，亦以红笺书某处荔枝于某日开园”的“开园”广告，公开出售。
且“提筐担莒而来者，沤歌盈路”，其盛况可想而知。
另外，《都门杂咏》中有一段记载医家广告的文字：
“满墙贴报博声名，‘世代专门’写得清。怂恿亲朋送匾额，封条也挂御医生。”
从这一小段文字可以看出，这家诊所的医生可算是一名出色的广告人，他懂得“满墙贴报”以造声势，博得大的声名。
同时他也在广告中诉求了其“世代专门”这一突出特征。
而且他怂恿亲朋好友为他送匾额，给人一种该诊所很受欢迎的印象。
这样，老百姓们会加强对该诊所的信任，到他那里看病求医的人就多了。
《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载，大东门书场四面围座，中间放有书台。
“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
这种在室内的小广告，类似于现在的POP店内广告，它有利于已经处于交易场所内的人在对商品有直观认识后，有更深入的理性认识。
并且晚清时候的很多老字号已经有了公关意识，通过为老百姓办实事而博得了老百姓的认可，直至今日都兴盛不衰。
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同仁堂十分重视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企业文化形象。
例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要向应考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会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
北京城里许多王府把记帐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负责向府内供应中药，到年底结帐。
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此外，同仁堂还要施舍棉衣给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
每年夏天同仁堂则向穷人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
同仁堂还利用北京每年挖城沟的机会，把同仁堂的大灯笼到处悬挂，既有利于行人，也给自己做了不花钱的广告。
同仁堂举办的这些慈善活动，是从药店经营的利润中提取的，据说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
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济贫的义举值得称道。
这种义举不仅能使同仁堂在老百姓那里拥有好的口碑，而且能为同仁堂吸引更多消费者，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还有“张一元”是北京地区一家老字号的茶庄。
本来这一地段的茶叶买卖早被另一家叫“汪正大”的茶庄垄断。
“张一元”为了创出自己的牌子，便无偿为各个妓院的管事和记账先生送茶叶，请其品尝。
送一次就够喝半个月，往往旧的还没喝完，新的又送来了。
这样久而久之，八大胡同的茶叶买卖，就都被“张一元”给夺走了。
不仅如此，“张一元”茶庄规定只要看顾客有真买的意思，就拿出茶叶沏一壶，倒在几个碗里，不仅请想买的顾客品味，也让周围的闲人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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