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说明，这并不唯一，像是黄强在《论古典戏曲题材的继承性》一文中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无论是统治阶级高压政策迫使剧作家在抨击社会黑暗时只能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还是戏曲重写意、重表现、重形式因素的赏心悦目而要求采取众所周知的故事的“主唱说”，都只限于解释某一类戏曲作品，并不具有针对所有历史题材剧作的普适性。
同时，对于古代戏曲历史化倾向，他的解释是:首先是由于剧作家受到强调出处、鄙薄杜撰的文学传统观念的影响，明清曲论家好考证本事来源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文人喜欢从书本中讨生活，以淹通典籍为傲，自然在戏曲创作中追求有本事可考。
此二点虽不免偏激之处，但亦有一定道理，与上述原因互补，可以对古典戏曲历史化倾向的成因作出比较全面的解释。
《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则主要从文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古典戏曲偏重历史题材的原因，认为这是在文人独特的心态背景下进行的。
具体从“失路儒生”进退两难中的自尊、文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久荫不散的党人心态、反思与感伤交织的遗民心态、发愤情绪支配下的自喻与补偿心理五个方面分析。
同时，文人相互认同的志趣也使得他们对历史上的文学家题材有着特殊的关爱，并在这类题材作品中表现出一贯的文学创作方法。
再者，文人的历史题材戏曲创作也往往在作者强烈的现实功利的直接引导下进行，这几方面原因从作者角度分析了影响古典戏曲创作的取材倾向，对上述分析是有益的补充，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戏曲本事来源的历史化倾向之成因。
而在我国古典戏曲偏重历史题材这一论断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虑，元明清戏曲故事从历史资料和现实生活中吸取养分的具体途径都有哪些。
像是《古典戏曲剧本题材的选取及走势》、《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两篇文章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列专节对此进行了总体概述。
其中《古典戏曲剧本题材的选取及走势》就分六个方面分析了戏曲故事的本事来源，其中包括:取材于经史、传记，如《汉宫秋》、《赵氏孤儿》、《浣纱记》、《秋胡戏妻》、《白兔记》、《桃花扇》等。
取材于诗歌、散文，如《墙头马上》、《青衫记》、《长生殿》等;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如《桃花女》、《荆钗记》、《东窗事发》等;取材于梦幻、神话、寓言，如《临川四梦》、《柳毅传书》、《张生煮海》、《中山狼》等。
取材于传奇、话本、笔记小说，如《单刀会》、《红拂记》、《倩女离魂》、《李逵负荆》、《西厢记》、《雷峰塔》等。
以及从现实生活中发掘题材，或实录、或虚构、或改编而进行创作，如《绿牡丹》、《鸣凤记》、《拜月亭》、《风筝误》等。
这个分类稍嫌混乱，相较之下，《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中的分类要清晰得多。
而《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以现存162种元代杂剧为对象考察了戏曲故事的来源，对来源于不同途径的戏曲本事进行了统计。
其中来源于历史资料记载的有65种，近占总数的一半;来源于小说作品的30种，占总数的14;源于流行在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共16种。
其中除7种还未详考外，有9种是与历史人物或小说着作有联系的;而本事出于诗歌、散文、戏曲的一共9种。
在未详待考的40种杂剧中，从剧情可推测涉及历史人物的有7种，有小说和民间故事传说的15种。
在此基础上对其取材在总体倾向和类型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总结，指出:元杂剧本事来源于历史和小说的占有绝对优势，并且与具有民间故事传说的叙事性作品构成了元杂剧的题材主流。
至于《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则主要以历史剧(注:该书中的历史剧指的是中国古代剧作家所创作的历史题材剧。
鉴于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泛化使得“历史”概念外延扩大，该书中历史剧的研究对象包括剧中情节有相关文献依据的《琵琶记》、《荆钗记》、一些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历史剧、绝大部分的三国戏、小部分的杨家将戏和水浒戏。
以及以荒诞形式表演历史故事的戏剧)为对象进行溯源探索，指出历史剧的原始本事主要源于正史、野史和作品本事三种路径，这一分类更为简明。
源于正史的历史剧或直接取材于正史材料，如关汉卿《曹太后死哭刘夫人》杂剧，其题目所显示的内容今查惟见之于正史《五代史-后妃传》，而不见诸其他材料。
或经由野史实现对正史的间接取材，如孔文卿《东方事犯》杂剧，正史《宋史》卷365《岳飞传》写秦桧以“莫须有”罪名诬杀岳飞，但不言秦桧夫妇东窗设计及秦桧阴间受罚事，剧中主要情节源于洪迈《夷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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