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明清时期，除了翻译兴起外，创造了许多文化经典，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工商行业也异常的繁荣，好比之前说过的广告行业。
如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
到1421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将都城从南京迁都北京。
从此，明朝政治中心北移，直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在明朝期间，统治者通过废除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以八股取士和在地方设立三司等措施和制度，极大地强化了中明清时期的广告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
而清朝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者入关统治全中国的时期。
清王朝前后历时268年，直至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
设立军机处，加强了皇权，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上对知识分子和人民进行迫害和压制。
随着清朝后期的衰落，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也逐渐没落了。
但需要说明，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朝前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商税，并推行钞法，使用纸币，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同时，就算到了明朝后期，统治者依旧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废除工役制、实行以银代役和推行一条鞭法。
在此基础上，大量市镇兴起，商业也呈现出发达景象。
像是到嘉靖、万历年间，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纺织、矿冶、酿造、制糖、造纸、陶瓷、造船等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雇佣能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从事生产。
而且在明后期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江南地区城镇的丝织业等行业里，出现了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的新动向。
此时的商人与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新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
商业初步改变了独立于生产之外、封闭于流通之内的状态，开始与生产结合。
商业资本在促成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是古老的商业发展到新阶段所出现的新事物。
纵观整个清代的社会经济，与明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工场规模更加扩大。
乾隆时期是清朝的盛世，此时的商业进入黄金时代，不仅超过了明代，而且超过了康熙时期。
这从人口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出来，比如明代人口一直在五六千万之间徘徊，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中国人口增加到205，591，017人。
不到两百年时间，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倍半。
到了1841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全国人口达到413，457，311人。
并且在武宗朝时，由于大量滋生的人口涌向四方，为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和新兴市镇的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可见在封建社会末的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积累空前巨大。
各地商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地区性商帮，主要有徽商、晋商、闽商、广商、宁波商、洞庭商、龙游商、江西商、山东商、陕西商，合称“十大商帮”。
商帮是当时的商业集团，比个体经商具有更大的活动能量。
明清商人中还有一个新的特点是，在旧式商人区域特权化的同时，商人阶层又一次分化，一种新型的“特权商人”兴起。
封建政府将专卖商品和某些官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来经营，如晚明和清代食盐实行“纲法”下的盐商、清前期的洋铜商、受委托垄断外贸的洋商行商。
这就扶植了许多显赫一时的特权商人，这些权威势大的商人实际上是代表官府利益的，因此有“官商”之称。
他们可以说和封建政权共生存，维护旧制度的保守势力。
这种商业的不健康发展，致使很多商业资本不能高效地运用到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之中，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明清时期城市的市场形制在商业组织上又有新的变化，比如牙行（旧时提供场所、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取得佣金的商号或个人）的发展变化。
需要说明，在宋代时牙人还是以个人身份进行活动的，而明代则开始允许牙人在交纳相当费用的条件下设立牙行。
到了清代牙行对商品交易更是有了一定的特权（买卖必须通过牙行），但也必须领官帖（交牙税）。
城市商人为摆脱牙行不断进行斗争。
行、团等行业组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设备和规模的行会性的会馆（由包括许多行业的同乡商帮组成）、公所（非同乡商人组成的同业组织，嘉庆以后兴起）（图）。
明清的会馆、公所，是由商人按自己的意志为应付官府的勒索而创立的，很多与反对牙行的控制有关，所以不像唐宋时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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